[摘要]譯林》與差相同時的幾個專門翻譯雜志在中國的學術界留下了印記，林紓與他的學生們在匹夫有責的大環(huán)境下也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值得后人記念。

清末一共出現(xiàn)過五種僅刊載譯文的專門雜志，分別為《譯書公會報》《譯書彚編》《譯林》《勵學譯編》與《游學譯編》。《譯林》的譯書在今天看來似已毫無意義，但在當時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學術著作�！蹲g林》與差相同時的幾個專門翻譯雜志在中國的學術界留下了印記，林紓與他的學生們在匹夫有責的大環(huán)境下也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值得后人記念。

《譯林》全卷十三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出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鶴為該書作序。

清末五種專門的譯文雜志

晚清以來，國家屢受巨創(chuàng)，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切有識有為之士，莫不上下求索救國之良方。其中“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似成為一長期深入人心之良策，而且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演變，所欲師諸夷之“長技”事實上已從技術層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領域。師夷必先識夷，識夷之道尤以譯事為先。因此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翻譯遂成為先進學人之要事。究其實，在識夷的道路上，最初影響中國與日本甚巨的《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二書亦均為編譯性質的著作。以此為始，晚清七十年中，翻譯或編譯文字無數(shù)。起先專譯西方文獻，由地理而科技，由科技而人文。甲午戰(zhàn)敗之后，在西文翻譯之外，更兼譯日文。翻譯成果既有專書出版，亦有大量連載于綜合性質的新式雜志報紙之上。1899年，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一封信里說：“譯書為當今第一急務”，揭示了時賢的共識。

潮流所至，清末更有僅刊載譯文的專門雜志出現(xiàn)。這種專門的翻譯刊物，一共出現(xiàn)過五種。依照發(fā)刊的先后，分別為《譯書公會報》（1897）、《譯書彚編》（1900）、《譯林》（1901）、《勵學譯編》（1901），與《游學譯編》（1902）。經(jīng)過歲月的淘洗，這五種雜志存世量不多，所以自來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誤。阿英在其《初期的翻譯雜志》一文（載《小說四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對此已有論析。

《譯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圖書館

這五種雜志均創(chuàng)刊于戊戌維新前后，壽命也都很短。除《譯書公會報》創(chuàng)辦稍早外，后面四種幾乎接踵而至，此亦見一時之風氣。在創(chuàng)辦時間上位居中間的三種甚至并存過一段時間，所以互相間有提攜之情。《譯林》創(chuàng)刊號就登載代售《譯書彚編》的信息，第二期《譯林》發(fā)行時《勵學譯編》已經(jīng)發(fā)刊，所以第二期廣告就聲明，該編行所有《譯書彚編》與《勵學譯編》寄售，這個廣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因為上述這些專門的翻譯雜志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如《譯書公會報》有中華書局影印本，《譯書彚編》有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游學譯編》有湖南大學出版社影印本。唯《譯林》與《勵學譯編》遲遲未曾重印，這大約與原本的難覓有關，而即使已經(jīng)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尚待補齊。如臺灣學生書局所影印《譯書彚編》，不過只有第一、二、七、八這4期而已。阿英自藏則有24本，足見亦應重印行世。

近代去今不遠，但近代文獻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當年撰寫《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譯林》條目者只看到十期，近來的研究者遍覓諸圖書館，所見略增，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好在《譯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圖書館，加之該期刊與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關系有密切關系，故上海書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以應學界作進一步研究的需要。

林紓、《譯林》與林孝恂一家

阿英已經(jīng)注意到，林紓的《〈譯林〉敘》為《畏廬文集》所未收，可見林紓與《譯林》的關系以及《譯林》本身的詳情長期為學者所不知。事實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林紓研究資料》一書就只字不及《譯林》雜志。前幾年出版的《林紓年譜長編》則對于《譯林》的創(chuàng)刊經(jīng)過有所考述，但在參考文獻中亦未列入《譯林》，想來寫作《長編》當時亦未得見《譯林》原件。林紓本人不識外文，所以他在《譯林》只擔負所謂“監(jiān)譯”的責任，不過推測他應該也對學生的譯文起了潤飾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學生們從事此項工作，因他本人一直對翻譯工作極感興趣，也已經(jīng)以翻譯《茶花女遺事》而得大名，有資望擔任監(jiān)譯的重任。

《譯林》社的形成頗有些故事性，其中有一點可以拈出，即從監(jiān)譯到譯者群與支持者不少是旅居浙江的福建人。除監(jiān)譯是侯官林紓外，《譯林》第一期刊登的“譯員經(jīng)理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獬，侯官林志昭，閩縣林長民，“贊成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志恂。侯官與閩縣是福州府的兩個附郭縣，實際上這些人都是福州同鄉(xiāng)。再往前回溯，林紓之所以來杭州，是與林獬（即著名報人林白水）一同接受杭州知府林啟的辦學邀請，而林啟也是侯官人。林紓到杭州后，協(xié)助舉辦三所新學堂，即養(yǎng)正書塾、東城講舍與蠶學館，并在東城講舍講學前后三年。與此同時，林啟與其屬下兼同鄉(xiāng)——海寧州知州林孝恂又請林紓與林獬在家塾中為他們的子弟講學，這些子弟中有后來相當著名的林長民、肇民、尹民與覺民從兄弟四人（林長民為林孝恂之子，但為今人所熟知的身份則是林徽因之父）。

這個家塾分東西二齋，林紓課東齋，授古文辭賦；林獬主西齋，講時務經(jīng)世之學。這是在大變革洪流中官宦家庭的一種應對方式，希望子弟能夠中西兼通，左右逢源。《譯林》從第七期起由銀洞橋移至萬安橋小營巷口林氏家塾內(nèi)，可見《譯林》與林氏一家關系甚深。林長民為《譯林》社的中堅，這從林紓《敘》提及《譯林》社諸青年后生中，僅林長民一人具全名就可看出。林后來曾到早稻田大學留學，在段祺瑞政府里任過司法總長。

杭州日文學堂及其翻譯活動

《譯林》的譯者既多為杭州日文學堂的學生，而《譯林》的另一名監(jiān)譯伊藤賢道則是這個學堂堂長。伊藤是日本帝國大學出身的文學士，為日本東本愿寺所派遣，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1月20日開設日文學堂于杭州忠清巷。該學堂的章程號稱以學習日文為主，兼授歐文。課程有普通學科與專門學科，期限是三到四年。日文課除日語外還有算學、格致、倫理、經(jīng)濟、政法與哲學等科目。開學時，學生約有60名，頭三個月里習日文者22人，英文16人（后因學生增加，伊藤為便利遠路學生，于4月1日在上城保安橋開設類似性質的“東亞學堂”）。林長民即于開學當年的下半年入學于日文學堂。1900年四月，日文學堂校舍移至銀銅橋（銀洞橋），此處即后來《譯林》的初期的編印所（第三期起改稱編行所）所在。當年六月義和團事件起，學校關門，伊藤等人避地上海。十一月學堂再開，集合四散之學生，同時籌劃創(chuàng)辦《譯林》雜志，并在《清議報》第69冊上刊登林紓的《〈譯林〉敘》以及六點《簡明章程》。一個多月后，即壬寅年（1901）正月正式發(fā)刊（關于杭州日文學堂的成立過程可參考劉建云《清末中國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學堂》，載《岡山大學大學院文化科學研究科紀要第10號（2000.11）；感謝瀧野邦雄先生提供此材料）。

其實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伊藤已經(jīng)向東本愿寺開教本部申請開設附屬譯書局，然因此項開支在預算外而未成。后來因有熱心的學生支持，決定由學堂自力發(fā)行，譯員則由學生擔當。起初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門所藏木活字印刷，后因效果不佳，遂托商務印書館代�。ǖ�第十三期已經(jīng)不是商務代印，而是編譯印書局印。或許因為脫期太久，商務已無法代印？）。由于主要譯員林長民留學日本，《譯林》于1902年上半年�？�。兩年后，東本愿寺中止補助金。又過兩年伊藤以妨害地方安寧，受到中國當局議而被驅逐（《申報》1906年8月17日記載了此事），杭州日文學堂也隨之結束。

所譯皆為當時最新出版的重要學術著作

由于二戰(zhàn)以前日本沒有“當用漢字”的限制，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漢字。尤其在190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國語調(diào)查委員會以前，從未有人將廢除漢字改用表音文字當做一回事，因此其時的日文讀物對于中國人來說，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識。加之世紀之交，中國留學生大量涌向日本，和文漢讀法一度流行，所以翻譯日文著述成為一時風尚。更有甚者，日本學者對翻譯西方著述不遺余力，借著日文譯本以閱讀再譯西方學者著作也是一個快捷方式。所以上述五種專門譯刊，其實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譯園地。《譯林》的最初宗旨是西文東文并譯，這在林紓序中已提及，但實際上除一篇外，均譯自日文。《譯林》創(chuàng)刊號因此在《辦理章程》最后說：“本期因所購西籍未至，僅將東籍數(shù)種譯印，同人意頗歉然，下期當再增益。”言下之意，下期起或有迻譯西籍之可能。然概覽全部十三期，譯西籍者似只有一種，即《英主維多利亞大事記》，而且是編譯，并非對譯。看來一是西籍恐怕難得，經(jīng)費也存在問題，譯者亦有問題。東籍易得，譯者亦多，譯東語亦較西語為易。因此上述五種譯刊，實際上以翻譯日文為大宗，《譯書彚編》與《游學譯編》甚至創(chuàng)辦于東京。

《譯林》原定每月望日發(fā)行，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但結果未能，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啟事，改為月終出刊。不過第十二期未標出版日期，第十三期延誤更甚，僅標明是壬寅年第一號。與現(xiàn)存的原著相對照，計十三期所翻譯之日文書是以下數(shù)種：笹川潔之《理財學》（原名《經(jīng)濟學》，博文館1899），織田一之《國債論》（博文館1890，1894），清浦奎吾之《明治法制史》（明法堂1899），鎌田榮吉之《歐美漫游記》（博文館1898），六條隆吉與近藤千吉合著之《世界商業(yè)史》（博文館1893），高橋橘樹所編《日用制造品》（原名《日用品製造編》，博文館1899），原著來源不明之《軍國論》。書后括注為筆者所查得之該書出版社與出版年份。除一種外均為博文館出版，或許其中存在某種原因。第一期開譯澀江保《印度蠶食戰(zhàn)史》后，因蘇州的勵學社稱已將其全書譯完，故僅譯兩葉即戛然而止。《日用制造品》則因為藥名、物品名必須經(jīng)科學厘定方有權威，亦無法續(xù)譯。此外又輯譯干河岸之《近世百杰傳》及小宮山氏之《洋學大家傳》，并益之以維新以后諸功臣傳而成《日本近世名人事略》。其中自稱譯畢之書只《國債論》一書，編譯性質的《日本近世名人事略》亦蕆事，第十三期所譯之《日本監(jiān)獄則》似亦為全帙。又《日本監(jiān)獄則》的原書據(jù)查可能有兩種原本，一為日文《大日本監(jiān)獄則》，為福井洋編、吉岡洋助，1886年版；另一為英文《日本監(jiān)獄則及施行細則》，大日本監(jiān)獄學會1899年版。推測所譯母本應為前者。所有這些譯書在今天看來似已毫無意義，但在當時卻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學術著作，是譯者想要用來開民智與開官智的新知。在諸書之外，《譯林》并注意翻譯、輯錄與時事相關的重要表格，如《旅居支那之各國人數(shù)表》《日本現(xiàn)今歲計表》之類�？勺⒁獾氖牵�在翻譯這些書籍及表格時，還加進譯者的一些評議，表明譯者之觀點。如譯者在列出上述《人數(shù)表》后，便分析在庚子國變前，外人入居中國僅俄日兩國有明顯增加，遂追問他們到底想干嘛？說明譯者對國事之關心。相信對《譯林》所譯諸書原本與翻譯文本的比對研究，將會揭示這批譯者的翻譯能力以及他們對世界與中國的認識水平。

以《歐美漫游記》為例看譯事之難

《譯林》所譯諸書去今尚不過遠，基本上都能找到原著對讀。舍下正好入藏有鎌田榮吉《歐美漫游記》一書，暫以此為說，雖然此書在《譯林》里應歸屬《簡明章程》中所說的“外篇”，只是起點綴作用，以平衡其他學術性的高頭講章，但今天讀來，仍有其時代標志的意義。

鎌田榮吉是日本貴族，曾任貴族院議員、眾議院議員、文部大臣，第四任慶應義塾（今著名之私立慶應義塾大學）塾長，帝國教育會長等要職。他于1896年三月從橫濱出發(fā)，經(jīng)上海、香港、西貢、新加坡一路往西，入地中海，由馬賽登陸游法國、摩納哥，掠影西、葡，遍游英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羅斯波蘭土耳其希臘埃及意大利瑞士，而后橫渡大西洋，游歷美國東西部，由加拿大溫哥華橫渡太平洋回日本，歷時一年九個月。盡管日本開國以后，游歷西洋的人漸多，這樣的長途并長時間的考察旅行，在當時并不多見，在今日亦超過所謂深度游了。于是鎌田回國后寫了一本《歐美漫游雜記》，于1899年六月出版（鎌田即在此年擔任慶應義塾塾長），一個月后即再版，顯見頗受歡迎�！蹲g林》從第一期即開始翻譯此書，離該書出版僅一年有余，算是很新潮很及時的譯作。這本書在當時的日本起了相當?shù)挠绊�，對開闊日本人的眼界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由于敘述生動可讀性強，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還有人將其譯為日本現(xiàn)代語版發(fā)行。

《歐美漫游雜記》在《譯林》中并未放在重要的位置，多置于各期的最后一篇。譯者群最關注的顯然是理財學（即今之經(jīng)濟學）、法制史之類的大題目，但大概因為該書文字生動，又可開闊國人眼界，故亦予以迻譯。這符合刊于《清議報》的《譯林簡明章程》的第一條：“……區(qū)為二編：曰內(nèi)篇，凡學問政治之書皆隸之。曰外篇，雜志小說之書皆隸之。”《歐美漫游雜記》正是雜志（這里的“雜志”是雜志筆記一類的雜志，非今日雜志期刊之雜志）一類書，所以算是外篇，放在內(nèi)篇之后，亦是當然。此書之譯文相當流暢可讀，而且也很忠實。當然，譯者也不刻板字字句句照譯。譬如“余所乘列車，為最急行之杜波拉車名，六時間至里昂，更七時間至巴黎之格忌斿諾爾停車場”一句，若對照原文，則知省去了“總共費時十三時間” 一小句。這樣省譯不但無妨原意，讀起來反而更為順當，這恐怕是經(jīng)過了潤飾的結果。當然這里的譯語與今天有差異，“六時間”今天早已譯成“六小時”，但當時“小時”一語在中國還不流行，就照日文抄用了。

然而翻譯的確不是易事，就是與漢語貌似同文的日語，其實并不易譯。譬如譯文敘及巴黎“藟布爾宮殿（今譯盧浮宮），今為美術館，臨賽恩河（今譯塞納河），接酈霍楞街，誠宏壯美麗之都城也。”讀者不免要疑惑，如何在巴黎市當中還有一個“都城”？其實這里的“都城”原文是“廓”，是古代日本一種與中國城郭有異的建筑，如今天尚存的大阪城、熊本城的“城”，與中國的“都城”意思不同。但在當時，譯者恐怕未到過日本，不知實情，只好這樣曲譯了。上面提及的日文現(xiàn)代語訳版也擔心今天的日本人讀不懂“一廓”的意思，索性改原文為“宏壯美麗な一畫”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不大準確的翻譯：“越此為崐克爾篤曠地，中有白珠噴空，漰騰千丈者，則二噴水器也。又有身著縞服，翩然鶴立者，則共和女神，及阿爾沙司，琭烏廉之像也。”此句今之讀者仍可猜出意思來，是在描寫協(xié)和（音譯為崐克爾篤）廣場（當時“廣場”尚不流行，故譯作“曠地”）及其兩座噴水池。但對于阿爾沙司與琭烏廉之像，讀者肯定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譯者自己恐怕也未必清楚。其實原文這里是說，在共和女神之外，又有身披阿爾沙司與琭烏廉（即阿爾薩斯與洛林）喪服的立像。法國東北部的阿爾薩斯與洛林在1870年的普法戰(zhàn)爭中，被普魯士割占，這是法國的恥辱，所以建立此像以志國恥。但共和女神實際上并未“身著縞服”。猜想或者原譯未誤，是為了文字優(yōu)美，經(jīng)過潤飾而偏離了原意。但整體而言，此書的譯文是相當不錯的。而且在簡明章程的第一點中，譯者已經(jīng)對此打了預防針：“華洋文字，體本不同。竊謂事譯者得其真蹟實誼，則更易門面，竄削字句，無乎不可。非必窮意摹擬，反成冗晦。”對比現(xiàn)代一些幾乎是編譯的“翻譯”，應該說本書的翻譯是不差的。

在十三期《譯林》中共有十期有此書譯稿，短者兩葉，長者六葉。凡是翻譯出來的，都是原文照譯，不加刪節(jié)（只有其中一段用書信形式而不是實時游歷的文字被省去），總共譯了全書的三分之一強。以連載形式譯書，除非報章雜志足夠長命，讀者足夠耐心，否則效果一般不佳。在《譯林簡明章程》第一條中其實也注意到這一點：“……唯所譯諸書，或卷帙繁重，旦夕難成，而朋儕頗有急于先睹者，故隨時彚印成冊發(fā)行，藉餉同志。”但這一點是否踐行還不大清楚。但不管如何，在當時，《譯林》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由于官府的支持——掌管交通驛傳事務的按察使通飭全省各州縣訂閱（《譯林》第四期開頭刊登有《置淛臬許廉訪飭通省購閱譯林札》），保證了其傳播面，同時其內(nèi)容也為追求新知的大小知識分子所歡迎。在歷史上，《譯林》與差相同時的幾個專門翻譯雜志在中國的學術界留下了印記，林紓與他的學生們在匹夫有責的大環(huán)境下也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值得后人記念。

《譯林》月刊創(chuàng)辦于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由林長民、林紓、林獬等人主編。這份刊物通過“譯書”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以達“開民智”的目的。主要編譯日文論著，內(nèi)容涉及政治、軍事、財政、教育各個方面，宣傳改良、革新。曾獲地方當局捐款資助，飭令通省購閱。第十三期出版于光緒二十八年初。本次影印出版，以上海圖書館館藏十三期《譯林》為底本，庶幾保存史料，裨益學者。

《譯林》第一期·序言

*本文轉載自《文匯學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學林出版社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上�！独碡斨芸�》社

以專業(yè)學術打造品牌

以社會責任引領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