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涉案警察聘請律師，雖然網上有一些情緒化的聲音，但絕大多數人認為，涉案警察同樣有權聘請律師。涉案警察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對自己合法權益的保護，對普及和強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有正面意義。

建設法治中國之路走到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已經家喻戶曉，平淡無奇，但是，這句話真正落實到每一個案件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雷洋案的發(fā)生，是我們所不愿意看見的。但是，如同孫志剛為收容制度的終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樣，法治建設的完善就是要由這一個個知名或不知名的案件來積累而成。

對雷洋案，至今仍有各種解讀，除了法律角度的解讀，還有權力背景的解讀等等。比較實質性的擔心和質疑是，尸檢結果遲遲不公布，是不是有關部門在考量公布后可能出現(xiàn)的后果和影響?最具體的質疑是：“涉案警察聘請律師的費用由誰來承擔?”這種猜測，你可以說是一種雜音，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來自另一方向的督促。要減少這種猜測和擔心，最有效的辦法是在法律框架內透明、公正辦案，從而讓每一個案件都成為完善法治社會的一塊基石。

錢列陽在雷洋案中的辯護資格，是爭議焦點之一。錢列陽是北京市檢察院特邀監(jiān)督員、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專業(yè)監(jiān)督委員會常務理事，承擔著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執(zhí)法行為進行監(jiān)督的職責。有人據此認為錢律師應該回避此案。但雷洋妻子所聘律師陳有西從另一角度看問題：警察出事認真選律師，不論選了誰，恰恰證明了中國律師的作用已經無法忽略和低估。有人則進一步認為，雷洋案可能有助于法律共識的形成。

在法律事業(yè)團體中，由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學家等法律職業(yè)群體相互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lián)系、相互制約，從而形成一個沒有疆域的法律思維共同體，在這個職業(yè)的共同體中，他們容易形成共識。但如果把視野擴大一點：憲法規(guī)定了每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按此要求，每個公民都要守法，法律應該保護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一個人都是法律人，法治社會就是全體公民的“法律共同體”。這個非職業(yè)、非專業(yè)的法治共識的最終的意思是：法律的命運是每一個人(包括雷洋案涉案警察)的命運，每一個人的命運構成了國家的命運。如果雷洋案的裁決結果能夠凝聚人們的法律共識，成為廣義的法治共識的一塊基石，人們也就能夠從本案的慘痛中得到一些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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