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將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中國作為主辦方將同其他與會各方一道，圍繞“構建創(chuàng)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以及“加強政策協(xié)調、創(chuàng)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連動式發(fā)展”和“影響世界經濟的其他突出問題”等重點議題展開討論，為國際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將與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舉行2013年以來的第八次會晤，這將是奧巴馬八年任期內對中國的最后一次訪問，人們關注這會對中美關系發(fā)展和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協(xié)調與合作帶來什么樣的總結和具有哪些指向意義。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報》最后談判的地點。

　　三個層面協(xié)調值得關注

　　在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變革之際，中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在三個層面上的協(xié)調值得關注。

　　首先，中美能否釋放更加明確的信號促進全球經濟穩(wěn)定增長？

　　G20機制的創(chuàng)建本身就與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動協(xié)調息息相關，兩國的緊密合作為機制的健全發(fā)揮了關鍵作用。2008年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在構建全球應對危機的機制化努力中貢獻突出，使由美歐金融危機引發(fā)的世界性金融動蕩穩(wěn)定下來，并帶動世界經濟逐漸復蘇。

　　2009年，G20第二次峰會在倫敦舉行時，我是中國駐英國大使。記得在那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努力探索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yè)市場活力、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達成了籌集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第一次參與國際金融救助，承諾以購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債券的方式出資500億美元。這個標志性事件，將中國推上了參與穩(wěn)定全球金融大盤的位置。

2009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并不穩(wěn)固，新興國家也相繼遭遇困難。各國對拉動增長的手段有不同認識，有的主張有空間的國家運用財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強調財政紀律和供給側改革，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勢呼喚新共識，人們期待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杭州峰會上商定采取什么樣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強勁、可持續(xù)和平衡增長”。

　　中美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兩國的政策協(xié)調對全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美能否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多邊共識確定基調，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已認識到結構性改革對保持兩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中方承諾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方承諾在貨幣政策正�；�過程中充分考慮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外溢性影響，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釋放引領全球治理改革的信號？

　　今年中美關系的一個亮點是，雙方協(xié)調合作的觸角加快向全球層面延展。例如，兩國率先就減排方案達成共識，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奠定基礎。再比如，兩國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為加強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還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開展防止傳染病和幫助改善公共安全體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擴散、打擊海盜、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實際成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蘇丹等涉及國際安全的熱點問題上，雙方也有著比較有效的協(xié)商。即便在分歧明顯的網絡完全領域，中美也建立了《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指導原則》，建立起熱線。

　　但中國作用的上升在美國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爾峰會就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達成原則共識，但美國國會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終通過，使之獲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世界第二位以來，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識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長的經濟領域。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代表著21世紀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創(chuàng)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產品。美方對此不大適應，視之為二戰(zhàn)后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遭遇的最大挑戰(zhàn)，采取了懷疑和抵觸的態(tài)度，甚至游說聯盟抵制。但隨著中方努力展現積極效應，美國智庫較快調整看法，批評政府短視，未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雙方商定，要確保國際經濟體系具有包容性、韌性且不斷得到完善，以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zhàn)；要在IMF機制下加強合作，并繼續(xù)完善IMF的份額和治理結構。雙方的新共識富有積極意義：“新機構以及未來將成立的機構，要成為國際金融框架的重要貢獻者，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專業(yè)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則以及現有環(huán)境和治理高標準相一致，進行恰當的設計和運營，同時認識到上述標準是在持續(xù)演進和改進的�！笨梢灶A期，在G20杭州峰會上，國際金融架構建設、特別是金融部門改革仍將是領導人共同審議的重要課題，有望就如何構建更有韌性的國家金融架構、建立開放和穩(wěn)健的金融體系、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發(fā)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兩國透露的信息顯示，雙方在工作層保持著密切的磋商。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觀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習慣，雙方越來越認識到，雖然中美合作解決不了所有全球問題，但沒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問題都難以獲得好的解決。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釋放管控戰(zhàn)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號？

　　奧巴馬執(zhí)政八年間，中美關系有起有伏，雖屢生摩擦，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協(xié)調合作的主流。兩國在經濟和人文領域的交往更加全面，兩軍之間規(guī)范性對話得到完善，確立了《中美�？障嘤霭踩�行為準則》等規(guī)范。尤其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將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要外交遺產。

　　奧巴馬政府也給中美關系留下一些負面遺產，讓人們印象最深的，當屬“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突出軍事部署和強化同盟體系，給中美之間帶來新的戰(zhàn)略互疑。美國強化排他性的同盟體系建設，同時高調介入南海問題，決定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tǒng)，縱容日本推行旨在擺脫戰(zhàn)后束縛的“軍事正�；�”措施。這些重大信號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人對美國戰(zhàn)略意圖的判斷，加深了許多人對美欲對華遏制圍堵的懷疑，推動中方考慮必要的戰(zhàn)略應對。

　　過去四年，中方以兩國元首2013年“莊園會晤”、2014年“瀛臺夜話”、2015年“白宮秋敘”為主要節(jié)點，圍繞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美方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希望排除干擾，培育互利雙贏的合作模式。盡管美方對中方的倡議存在疑慮，但雙方“不對抗、不沖突、合作共贏”的意愿是相近的。隨著2016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的舉行，中美關系將進入新的政治周期，兩國頂層戰(zhàn)略對話更顯重要。人們預期，中美元首杭州會晤將再次把正方向，實現管控矛盾和促進合作的作用，為中美關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礎。

“瀛臺夜話”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會晤前的中美關系，經歷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波瀾。問題是，美國與中國在南海爭的到底是什么？雙方能否找到一條相容的路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處置將決定未來南海局勢的方向。

　　美國介入南海事務最常用的說辭是維護航行自由。誠然，南海有重要的國際通道，航行自由對各國都重要，最重視南海航行自由的莫過于中國這個國際貿易和航運大國。但實際上美方關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艦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對這方面的規(guī)則存在認識上的差異，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對在別國專屬經濟區(qū)內可以從事什么樣的軍事活動分歧較大。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珍視國家主權和安全，認為《公約》要求外國軍艦和飛機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國的安全，他國艦機在己方專屬經濟區(qū)內的軍事活動應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國作為海洋強國，歷來主張弱化沿海國的主權，強調自己的軍隊可以在他國專屬經濟區(qū)進行與公海相同的各種軍事活動，包括進行各種軍事檢測活動和軍事演習。

　　南海商業(yè)航行自由不存在問題，而在規(guī)則方面的分歧不難通過溝通予以解決。但美國對規(guī)則的關注只是表象，根本問題還在于美國將與中國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亞太主導權之爭的高度，從地緣戰(zhàn)略的角度看待與中國的分歧和摩擦。美國自重返亞洲、實施“亞太再平衡”的戰(zhàn)略以來，似乎就預設了中國崛起后會擴張的前景，不斷強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為美國實施亞太戰(zhàn)略的抓手。在預設的地緣戰(zhàn)略競爭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舉動都容易被解讀成削弱美國戰(zhàn)略優(yōu)勢的行動；而美方的針對性言論和動作也必然引發(fā)中方反彈。在這種“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對抗升級甚至引發(fā)沖突的風險增加，國際社會對中美陷入地緣競爭的擔憂加大。這個趨勢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約的。

　　南海周邊國家越來越認識到，緊張局勢不能讓任何一方獲益，相反只會阻礙地區(qū)一體化和經濟合作的步伐。中國與東盟國家都希望盡快翻過南海仲裁案這一頁，讓地區(qū)局勢回歸安寧。近日，菲律賓總統(tǒng)杜特爾特委派前總統(tǒng)拉莫斯為“特使”為中菲關系破冰，我應邀在香港與他會面，感覺菲律賓新政府是有與中方改善關系、重啟合作意愿的。同為亞洲國家，相信只要有誠意，中菲不難找到克服困難、恢復友好合作關系的路徑。

　　南海局勢中的美國因素增加了不確定性，能否恢復平靜也取決于中美采取什么態(tài)勢，尤其當中國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與美方所謂的“最高利益”發(fā)生碰撞時 ，兩國能否準確判斷形勢、厘清利害關系，找到協(xié)調彼此立場的恰當角度。中美在處置彼此關系上都面臨新課題，美國缺乏與“非敵非友”大國友善相處的經驗，而中國也沒有以世界大國的身份與世界超級大國互動的歷史體驗。雙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論也在塑造對方的言行，宜保持謙遜，更新思維，不能簡單套用舊的觀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遼闊，任何國家都難以實現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試圖打造絕對排他性勢力范圍，結果只能導致地緣對抗甚至兵戎相見�？尚兄�道恐怕還是力量、利益和規(guī)則的共存共融。中國作為南海最大的沿岸國和對南沙島礁擁有主權的國家，應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權益，美方應予以尊重，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解決分歧的努力不應受到干擾。同時，中美應在保持安寧和維護國際通道暢通方面尋求對話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規(guī)則上的分歧，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對話與溝通，而非政治施壓，或用武力進行危險的試探。目前雙方都已表達了支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爭議的態(tài)度，在海上的行動亦是克制和有底線的，可見在保持和平穩(wěn)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關鍵是在對具體利益分歧的處置上，需要有效溝通和防止誤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維

　　大約2400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出巨著《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人心中引發(fā)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戰(zhàn)爭在新興國家和守成國家之間無法避免。1980年，美國作家赫爾曼